想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。

　　上海法租界在民国时期的房价，哪怕是现在魔都房价高到普通人绝望的地步，都不可以和当时的租界房价相提并论。

　　当时的上海租界没有力量使中国政府在上海附近造成新都市，只是租界却有力量造成上海格外的繁荣。

　　所谓繁荣，就是洋商的势力极端的膨胀。人口非常的增多。地皮非常的贵。

　　洋商的资本势力足以吞没中国小资本家而有余。地主的“据地势力”足以使中等以上家庭不能购地造屋而有余。

　　于是，洋商和地主以及一般买办阶级就富起来。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工人就穷下去。他们不能离上海，因为上海附近并没有新兴的都市和巨大的工业作场。他们只好因陋就简，因贫而愤的淹留着不去。

　　租界的当局因马路的修营，短距离交通之增加以及路警侦探的添多，不得不加重房捐。房东顾虑着金钱损失不得不增加房租。租房的小资产阶级及工人一方面感受到失业或营业的失败，一方面感受房租的压迫，不得不走入贫穷、死亡、娼妓、盗匪的路。

　　于是上海不安，当局遂不能不增加警察侦探路灯警铃来维持治安，结果房捐格外的大，房租格外的贵，盗匪格外的多，妓女格外的增，警察格外的忙，侦探格外的精明。

　　有钱的人格外的怕，他们都坐在枪弹打不穿的汽车中，在路上疾驰而过。马路上尽剩下盗匪、娼妓、警察、侦探，以及盗匪、娼妓、警察、侦探的候补者。他们生活原则是这样的。娼妓、盗匪出钱养侦探、警察，警察、侦探捉的是娼妓和盗匪。

　　因为上海市人口的膨胀，只限于租界；人口增加了，但没有可以容纳此人口的郊外住宅地，租界的人口密度既增，房地价自然要有增无减了。

　　就连鲁迅先生，在北平都能轻松置办一套有着30间房的大宅院。

　　他在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买了一所四合院，前后三进，占地两亩，有正房、厢房、耳房、花园，还有一个小跨院，将近30间房，许寿裳形容这所房子，院子大得“简直可以开运动会”，当时鲁迅以3500块大洋的价格买下，以当时的物价，相当于二十多万元人民币。

　　到了上海以后，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安居上海时，却没有选择买新房，而是选择租房，当时上海的房价高，租房费用更是不菲，鲁迅曾在日记中提到：“上海的房租很贵，空气很坏，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，也还只得在此混一下了。”

　　这样的鲁迅，到了房价领跑全国的魔都，自然得租房。1927年秋至1936年秋逝世，鲁迅先后有三处租所：景云里23号、拉摩斯公寓与山阴路132弄9号。最后一所如今成了鲁迅故居。

　　买得起豪宅的鲁迅尚且如此惨惨戚戚，那些买不起豪宅的，自然更是哀怨了。

　　郭沫若尤其典型，说自己租的屋子，也就两立方米光景，还得跟石库门里的其他租客共用厨房和水龙头。心情不好时，想在屋里走走，却一迈步就碰壁。郭沫若租住的地方叫厚南里，这里还住过梁实秋、胡汀鹭、叶灵凤等人。

　　这个居住条件，和汪素家打浦路的亭子间相比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想和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聊，微信关注“优读文学”看小说，聊人生，寻知己~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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