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分子王枞原任《皖报》社社长，李品仙借口解决报社经费困难问题，把他撤换，派杨绩荪为社长。在省政府委员方面，方治、刘真如调走后，除了骑墙派的苏民、杨绩荪外，没有一个嫡系cc分子。至于在专员、县长方面，除了个别沦陷区外，cc分子亦休想染指。记得省党部委员cc嫡系分子范春阳，通过省财厅介绍一个县财政科长，想从省里直接委派下去，结果被新桂系的主管人发现，一直搁置不办，不予同意。不仅上层如此，在很多的县里，新桂系与cc系的关系也很紧张。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其主要成员，大都是cc分子或亲cc分子。而各县县长等，全都是新桂系分子。他们仰承上级意旨，对于cc分子，想从地方上安排基层人事，说说人情，同样遭到冷遇，或者拒不理睬。县党部往往利用区党分部、小组等进行反新桂系的活动，新桂系则利用干训生的同学会(后改称联系站)与之相对垒，有时互相攻击，双方都向上层告状，打笔墨官司。所以从上到下，cc系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省党部书记长曹敏在省会机关党员大会上曾经愤慨地说：“我们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”，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，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，党部不受重视。针对这种情况，cc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。1943年1月，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，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，日寇数千人，从湖北黄冈、罗田，未遇任何抵抗，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，使广西系所宣称的“固若金汤”的抗日根据地“立煌”，一度遭到日寇沦陷。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cc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，发传单，上街游行，喊口号，要求撤换李品仙。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，灰溜溜地回到了“立煌”。但是，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，新桂系握有重兵，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；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，cc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。后来，李品仙回到大别山，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，还附带地隐约其词地谈到大后方有人在反对他，但是反对无用，还故意自矜地说：“我自己也觉得来安徽干了好几年了，也该休息一下了，就像一部跑久了的汽车，该拖进厂里维修维修了，可是中央不同意，只好再勉力干下去。”这是有意说给cc分子听的。但是，重庆的这次反李运动，已标志着cc系向新桂系反击的开始。抗日战争胜利了，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，安徽毗临首都，cc系再不怕新桂系拥军割据、不服调遣；同时，也利用了安徽人民一股反广西的情绪：即新桂系统治安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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