够见到大名鼎鼎的陈际帆上将，心里自然是无比激动。其实在民国搞实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首先是政局变化太快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每一个当政者上台都有不同的政策。各种税收、摊派层出不穷，官吏贪得无厌。这还不算，关键是政府的货币基本没有什么信用，金融政策花样百出，使得成本核算根本无法进行。这些还不算，他们还要时时提防国内官僚资本的侵吞，很多实业家就是因为在重庆混不下去才选择到安徽来的，当时的安徽实际上还是前线，可是他们宁愿冒战争的风险也不愿呆在重庆。

　　因为在安徽这边他们不会受到歧视，在原材料、资金和技术方面都能享受极大的方便，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的产品有竞争力，国外的商品因为税收重，所以价钱比他们的要高得多。

　　有这些就足够了！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很像野草，只要有一定条件，他们都会顽强生存下来。他们有反对封建独裁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，但是由于自身实力实在是太弱，与官僚和外国资本又要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说是墙头草一点也不为过！

　　陈际帆对所谓民族工业，知道的也只是上述这些。不过来到这个时代，他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个时代的实业家们大多有文化有素养，比如说南通的张謇，人家就是状元出身。具备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实业家们本质上还是爱国的，不然就不会有民生轮船公司的“敦刻尔克撤退”，卢作孚冒着极大风险硬是组织全公司的船队把武汉的设备、仪器和原材料等等全部运往后方，为中国的抗做出伟大的贡献。不再次操起锄头下地，最悲惨的是，女方老人得了一场大病，拖了半年，全家破产了。从此村里再不愿供人上大学了，因为不实惠。”

　　陈际帆苦笑道：“以前咱们只知道听党指挥，军事过硬，等到现在什么都要自己操心才认真回忆以前的事。还真让我琢磨出点问题来了！”

　　老钟道：“你也不容易，回安徽后就没几天安生，什么都要忙。你说国家咋会读书无用呢，不是说教育不够嘛，大学生咋会找不到工作了呢？”

　　“前不久和经济学家们讨论外资进入的时候我才明白，这是经济结构决定的。都去搞那种没多大技术含量的，自然用不到多少人才。我们家乡有个学电子的大学生，到沿海还不是在玩具厂干一点与电子靠一点边的工作。这样的产业不需要大学生，也不需要多少技工，再加上在中国读书光宗耀祖的思想推波助澜。能读书的拼命挤大学门槛，结果工作越来越难。读不了书的干脆放弃，去打工挣钱去了。你说一个工业国家怎么能少得了熟练的技术工人？人家那瑞士手表怎么来的？人家德国人的工业技术怎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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