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后世统计，金融业利润占据所有上市公司总利润的一半。

　　纵观华夏两千年封建历史，金融业始终牢牢占据一席之地，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放贷。

　　早在东周之时，便出现了华夏第一起“天子违约”的事件，便衍生了沿用至今的成语——债台高筑。

　　话说，公元前256年，秦国夺取韩国的阳城、负黍，逼近周王城。于是，周赧王起草诏令，分发六国，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。因当时周天子国库空虚，只好向富商大贾借债来筹集军费，许诺以灭秦后的战利品来偿还，并付利息。

　　后来，秦国派大军打进周王城，周赧王降秦，被赶到伊阙南边的新城。

　　众债主赶到新城向赧王讨债，已是穷途末路的周天子就只好逃进一处筑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躲债，这处高台就被称为“逃债台”、“避债台”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放贷从封建社会产生便已经存在了，甚至成为很多当权者的敛财手段。

　　像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豢养了三千多位食客，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放债赚取利息，而和坤的富有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收入。

　　据《后汉书庞参传》记载，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，东汉帝国与羌人作战，军费大增，加上连年欠收，官方积欠私人的债款达几十亿之多。汉顺帝刘保永和六年，皇帝下诏向富裕的百姓借钱，诏假民有赀者户钱一千。

　　作为皇帝都成为了借贷者，可见放贷早已经融入了华夏的历史洪流之中。

　　到了元朝，放贷成为国家的恶瘤，为此元廷还推出了一项措施。

　　大定十三年，因为民间质典利息太高，金世宗完颜雍下令在中都、东平、真定等处设置质典库，称为“流泉”，抵押款照抵押物的七成估价，月息一分，过了二十五个月不赎回，就下架质押的物品出卖。

　　只是这种措施注定无法阻止民间放贷业的发展，而将金融业务推向顶峰正是大名鼎鼎的山西票号。

　　有数据表明，仅乔氏一家的票号，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白银八百万两到一千万两之多。乔致庸拥有票号、店铺等不下二百多处，总资产在几千万两白银以上。

　　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时候，亦是意识到金融放贷业务的危害，故而《大明律》明确规定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，每月收利不得超过三分，每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。

　　只是这个法律阻止不了金融业的发展，单是明朝当铺的名称便有解库、解铺、典库、典铺、解典库、解当铺、当铺、质库、质铺、印子铺等十几种，而仅河南省便有230家当铺。

　　当铺最重要收入来源其实并不是利息，而是典当人到期没有将钱还回来，当铺便可以得到几倍乃至十倍的利润。

　　至于当辅和钱肆的现银放贷，这终究是治民不治权的时代，不然白银不可能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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